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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期货市场发展战略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客观规律后,提出的全球发展新构想。“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简称B&R)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符合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具体表现在:一是沿线各国发展存在的产能缺口与我国的产能过剩和经济转型需求相契合;二是完善基础设施的迫切需要与我国基建领域的优势相契合;三是沿线各国的资本缺口和金融体系的建设需求与我国充裕的资本相契合;四是我国不断完善的风险管理市场与沿线国家共同的风险管理需求相契合。

  期货市场可以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促进市场的互联互通。期货市场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期货市场通过设置标准化合约、集中竞价、保证金交易、双向交易等机制,力求用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模式形成真实而权威的期货价格,从而最大程度地便利商品交换过程,是促进市场互联互通的天然平台。二是促进规则的互联互通。由于期货市场所对应或映射的规则是市场各方都认可并遵守的,无论是产业链上游原料供应商还是下游加工商、贸易商以及消费企业,都能很好地遵守相关标准、定价、谈判、贸易、收购以及投资等规则,形成了现货行业上下游相关产业规则的有机衔接和互联互通,有效降低了贸易冲突及风险。三是促进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市场、规则的互联互通,会在全球范围内减少市场参与各方的市场风险、地缘风险,实现各方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有助于促使相关方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使全球资源配置得到优化。

  近年来,我国期货市场平稳快速发展,为期货市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为我国期货行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推进期货市场国际化、建设区域性大宗商品定价中心方面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地域与国家都十分广阔,资源禀赋多样,产业结构互补性强。“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会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资源互补性贸易和产能合作,这将显著扩大商品现货基础市场,扩宽市场贸易规模,增加企业利用期货市场的保值需求,有效提升当前大宗商品期货的活跃度。同时,境外投资者的参与也会增加期货交易的市场流动性和活跃度。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资源禀赋丰富,但期货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整体落后。我国交易所可根据各区域发展特点,积极研发上市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行业特点的合约,包括石油、成品油和天然气等能源期货品种,加快研究上市生猪、活牛、咖啡和花生等农产品期货品种,同时,与服务“一带一路”贸易发展的相应的外汇期货、利率期货、航运、陆运等运价指数期货、期权也亟需开发。

  “一带一路”建设将促使更多企业“走出去”,激发他们的避险需求,从而促使更多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利用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也会吸引更多的境外投资者参与国内期货交易,扩大市场产业机构和专业化投资者的参与规模,优化境内市场投资者结构。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对期货市场国际化进程的推动,随着国内企业“走出去”、境外投资者“引进来”,期货经营机构面临的新增市场需求和竞争环境都会发生巨大变化。这将对期货公司跨境服务能力、跨期现服务能力、个性化定制服务能力、综合风险管理能力等提出更高要求。

  虽然近年来中国期货市场已有较为快速的发展,但对外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境外企业或投资者难以参与国内期货市场,国内市场的定价质量和效率与国际成熟市场相比也有一定差距。“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与实施,将倒逼期货市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去服务更多境外国家与企业。

  长期以来,我国在大多数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缺失,中国期货市场的定价效率和国际化程度也与成熟市场存在一定差距,这导致部分现货企业只能依靠境外市场定价,操作复杂且风险管理难度加大。“一带一路”建设要求我们抓住历史契机,积极改善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供求地位,提升我国大宗商品定价影响力。

  目前我国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体系有待完善,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接受度有限,其计价结算、投资储备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导致绝大多数“一带一路”项目合同仍以美元或当地货币计价结算。“一带一路”建设要求我们不断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努力促进人民币境外接受程度的提高,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影响力。

  目前,我国交易所在服务能力上还存在短板,尤其是缺乏主动对接现货市场,优化制度设计,增强交割、物流、金融、信息等现货市场服务能力。我国期货公司境外业务模式单一,整体上缺乏为投资者提供国际化服务的核心竞争能力。“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期货市场建设期货与现货对接、线上与线下对接、场内与场外对接、境内与境外对接的国际化综合服务平台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监管体制、监管环境方面均有差别。中国期货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管制度,但期货市场要走向国际,监管制度需要同国际规则接轨,在法律法规制定、监管主体确定、执法权与司法权确定等问题上,加强跨境沟通与统筹协作。

  通过总结梳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期货市场发展情况,总结其发展特点,并针对已上市重点期货品种,提出我国交易所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品种对接和对外合作的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交易所及交易情况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发展程度不一,层次差异明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交易所数量多达83家,但发展程度不一。其中,30个国家或地区属于综合市场(既有期货交易所又有证券交易所);33个国家属于单一市场(仅有期货(证券)交易所,但未兼营证券(期货)业务);另有20个国家属于空白市场,尚未设立交易所。二是区域间发展不均衡,不同区域的交易所(证券、期货及综合性)数量差别较大。三是以证券交易所为主,期货交易所为辅。“一带一路”沿线家交易所中,证券交易所有45家,占54.22%;证券及期货综合性交易所18家,占21.69%;期货交易所20家,占24.09%。开展有期货业务的交易所共有38家,占45.78%。四是上市品种丰富,地域特色突出。共有商品期货品种约250种,金融期货约200种。此外,品种地域特色鲜明。如印度国家商品和衍生品交易所的瓜尔豆胶期货、鹰嘴豆期货,以及阿联酋迪拜商品交易所的阿曼原油期货等。五是优势品种突出,可考虑开展合作。商品期货优势品种主要有布伦特原油期货(莫斯科交易所)、小型原油期货(印度多种商品交易所)、毛棕榈油期货(马来西亚衍生品交易所);金融期货有美元兑卢布期货(莫斯科交易所)、Euro Stoxx 50期货(欧洲期货交易所)等。

  我国金融期货市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对接建设旨在依托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建设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资本风险管理、资产价格发现的金融配套服务体系。根据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投资分布情况,结合各国家及地区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情况,考虑以下几种对接建设方案。

  一是交易所间产品业务直接合作。针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发达并具备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国家,我国交易所可以考虑同当地交易所开展目前通行的国际跨境业务合作模式,如指令路由、清算链接、合约授权、托管交易等。二是服务支持及技术系统对外输出合作。针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刚刚起步,制度和技术硬件不成熟,产品规模较小的国家,可以考虑向当地提供服务支持和技术系统输出等合作。三是援建金融衍生品基础设施等合作。针对金融基础设施欠发达,还不具备本地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国家包括中亚、非洲等,鼓励以股权投资等合作帮助其建设金融衍生品基础设施,这也与基建类基础设施建设相辅相成。

  我们将从分析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大宗商品贸易流向出发,总结出国内已上市重点期货品种的进出口特点、进出口量的比重大小,提出相应品种对接方案。

  1.原油。考虑到未来美国市场原油出口亚洲的影响,俄罗斯上市乌拉尔原油期货的影响,以及来自印度、日本等国家原油进口的竞争问题,建议上期所在原油期货作为第一个引入境外交易者试点品种基础上,可以尝试将原油期货引入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某些期货交易所上市,方便境外贸易商和投资者直接参与原油期货交易,提升品种国际影响力。

  2.铁矿石。考虑到未来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对铁矿石需求的增长和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南非等国家铁矿石的出口竞争问题,建议应稳步推动铁矿石期货国际化,吸引国际产业客户和投资者参与铁矿石期货交易,扩大铁矿石期货在国际市场和国际定价中的影响力。

  3.PTA。建议将PTA作为特定品种,做好对外开放试点工作。基于进出口情况分析,印度未来将成为我国PTA主要贸易伙伴,而PTA本身并不是印度期货交易所特色品种,未来郑商所可与印度开展PTA品种合作开发。同时,可复制甲醇期货保税交割经验,积极推进PTA期货保税交割,推动PTA期货净价交易、人民币计价;此外,可继续深入推进境外品牌交割制度,引入更多境外品牌,使境外交易者能够便利地参与PTA期货交易交割。

  根据相同研究方法,我们对郑商所、大商所及上期所的多个品种进行如上的研究。通过研究报告结果,以供期货公司、交易所等作为参考,更好地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期货中介机构营运方式与欧美主流国家类似,一般分为全能型金融服务公司、专业型期货经纪公司、期货和现货兼营型三种类型。俄罗斯FORTS期货期权交易所的成员包括俄罗斯各个银行、经纪商、投资银行及跨国银行或经纪公司的本地分支机构,现在几家重要的西方银行已经成为FORTS的结算会员,包括瑞士信贷银行、德意志银行、奥地利国际银行控股集团和瑞士联合银行。马来西亚当地期货贸易的主体为投行及期货公司,包含许多国际性的投行。新加坡衍生品的交易主体为大投行的证券和期货部门。

  俄罗斯期货市场尽管允许境外机构参与,但是绝大多数参与主体(包括投资者和经纪商)还是以本地为主,而且多为散户,其中包括净资产数目极大的个人投资者。

  近年印度衍生品市场发展迅猛,引起了国际市场的注意。2014年,印度监管机构FMC修改了外国投资者制度,允许国际期货经纪商代理印度国内的期货交易。

  新加坡交易会员允许位于海外的公司,但清算单位则要求拥有新加坡当地的执照。马来西亚和以色列也允许境外机构代理当地期货交易,如瑞士银行、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也是以色列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成员。

  一是俄罗斯期货市场异军突起。俄罗斯的衍生品公开市场在近十年异军突起,吸引了众多国际投资者的目光。俄罗斯交易所(RTS)是FORTS期货期权交易所的上级机构。RTS从2001年开始运营FORTS市场,并自此开启了期货及期权市场的广阔天地,产品不仅覆盖商品期货,还包括股票、利率、国债等金融期货及相关衍生品。

  二是印度大宗商品市场发展迅猛,管理严格。在2002年之前,印度只有地区性的交易所,从2002年开始,印度有了国家性的商品交易所。2004年,开始在国家级交易所中进行期货交易。2007年,印度暂停了部分商品的期货交易,整个期货市场是由中央政府来管理的。

  三是新加坡在大宗商品市场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新加坡的期货市场从上世纪60年代起步,并逐渐发展成亚洲燃料油和橡胶的定价中心。目前交易所涵盖的大宗商品包括铁矿石与热轧卷板、橡胶、煤炭、石油化工、贵金属、天然气等。目前市场上主要的中介机构为各大国际投行以及东南亚本土的证券公司和投行。

  从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高度理解“一带一路”建设,树立起期货市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战略经营理念,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以建设成为大宗商品区域定价中心和“一带一路”风险管理中心为目标,抓住发展契机,做好长期规划,加快国际化进程,充分发挥衍生品市场功能,提升中国期货市场服务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具体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配合国家战略,服务国家战略。二是因地制宜,兼顾风险管控与提升市场效率。三是依托优势品种,循序渐进,逐步提升定价中心地位。四是掌握主动权,推动我国期货交易规则、监管制度与技术的国际合作。五是加强合作,与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形成有机结合和优势互补。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原则,加快制定和实施《期货法》,并注重与其他行业法规的综合协调,积极营造促进期货市场国际化发展的法律环境。同时,在金融法律、外汇管理、税收制度、海关检验、物流运输等方面协同构建有利于期货市场国际化的政策环境。

  以“一带一路”中线部分国家为重点,加强与南线国家的合作,密切关注北线国家动态。从国际政治形势来看,海上线路及陆上线路中的北线、南线阻力相对较大。从沿线地区期货市场发展现状来看,北线涉及国家少,发展成本高;南线已形成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相对成熟的区域定价中心,期货市场准入门槛较高;而中线国家政局相对稳定。因此,起步阶段应以中线.交易所先行,打造国际化综合服务平台

  一是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期货市场发展现状,开展多层次国际合作。首先,对于中东欧等期货市场发达并具备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国家,应加强双方衍生品市场的合作共赢,开展产品业务直接合作,包括结算价授权、交叉挂牌、跨市场挂牌、清算联结等。同时,可允许该区域投资者参与我国期货交易,设立交割库,申请交割品牌注册;考虑适当放开沿线金融衍生品相对发达国家的QFII、RQFII限制,降低当地投资者的准入障碍。推动人民币计价结算,促进人民币的境外接受程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增强我国货币在大宗商品定价中的影响力。其次,对于东南亚等金融衍生品市场成立较早但发展缓慢的国家,可进一步加强双方交易所间的交流沟通,实现双方资金、期货产品和品种的互联互通。同时,依托“东盟—广西”自由贸易区,专设覆盖东南亚的商品交易所,畅通其价格与物流。第三,对于西亚等石油国家,要充分利用我国上市原油期货的历史机遇,打通双方金融衍生品市场机制、监管、系统架构、产品设计等方面障碍,为我国期货衍生品市场国际化打下良好基础。第四,对于衍生品市场刚刚起步,制度和技术硬件不成熟,产品规模较小的国家,提供服务支持及技术系统对外输出,积极输出具有我国特色的各种市场制度创新实践经验。第五,对于东亚、中亚、非洲等区域内期货衍生品市场尚处于空白阶段的国家,可在期货衍生品市场论证、建设,交割库建设等方面给予全面支持,也可先选择合适的品种在我国交易所上市。同时,鼓励以股权投资、出资共建新交易所等多种合作形式帮助其建设金融衍生品基础设施。

  二是稳步推进品种国际化,夯实期货市场国际化基础。首先,成熟的中国特色品种率先走出去。目前,我国特有的PTA期货品种正逐步成为东南亚地区PTA贸易的定价中心,黑色金属系列品种也具备了率先走出去的基础和条件。此外,部分品种如铜、豆粕、棉花等正逐步走出影子市场的阴影,与全球定价中心品种的相互引导性逐步增强。对于此类具有成熟的中国特色的期货品种,理应率先走出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其次,加快原油期货、外汇期货等战略品种上市步伐。原油、外汇这些具有国际战略意义的品种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对于提升我国大宗商品定价能力,提高我国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有重大意义。目前原油期货上市已成定局,应当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加快外汇期货、利率期货等上市步伐。第三,进一步完善期货市场品种体系。优化品种上市机制,在品种开发、合约设计、规则制定等方面应尽可能与国际接轨。加快推出相应品种的期权合约,完善产业链品种体系。研究推出相应的商品指数类产品、迷你合约、掉期合约、基差合约等,实现场内期货与场外市场的有机对接。第四,有针对性推出区域性品种。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经贸需要,开发适应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品种,例如探索推出20号胶期货、纸浆期货、咖啡期货和期权,研究不锈钢、水泥、电力等期货品种,研究推出碳排放权合约,开发设计运费期货和航运指数期货等。

  三是满足场内外多层次产品需求,打造国际化综合交易服务平台。首先,建设满足全天候、多元化需求的交易平台。其次,构建全覆盖、功能强的清算平台。第三,建立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探索推出场外现货与衍生品交易、结算、交割、融资、风险管理等“一站式”服务。

  四是优化交易交割制度,增强市场服务能力。推动原油、钢材、PTA等重点品种期货保税交割仓库等取得实质性进展。主动对接现货市场,优化制度设计,增强交割、物流、金融、信息等现货市场服务能力,进而实现期货与现货对接、线上与线下对接、场内与场外对接、境内与境外对接。

  五是保持技术领先优势,探索技术输出。积极提高技术服务能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好技术输出者的角色。

  六是加大机构投资者培育力度。首先,改善境内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鼓励和支持产业企业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和管理风险,提高机构投资者参与度,提升期货市场规模、深度、运行质量及功能发挥程度,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提供有力保障。其次,进一步引入“一带一路”相关的境外投资者参与国内商品期货交易。加大市场在海外的推介力度,让“中国价格”在“一带一路”贸易体系中广泛使用,逐步吸引境外投资者参与市场。第三,吸引“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金融机构参与利用国内期货市场。

  一是利用自身优势,围绕风险管理和财富管理打造核心竞争力。期货公司应该从创新业务着手,找准期货业与“一带一路”的切合点,一方面,通过调整经纪业务服务和盈利模式,整合资源,深耕传统经纪业务;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进资产管理业务和风险管理业务,发挥创新业务与经纪业务的协同效应。二是瞄准“一带一路”,精准定位目标客户群体。期货公司可以利用其香港以及海外子公司,为境内企业“走出去”和境外机构投资者“引进来”提供服务。三是发挥期货公司专长,提供个性化风险管理服务。期货公司以及其风险管理子公司应注重利用场内期货期权、远期、互换、场外期权等多种衍生品工具为实体企业提供一揽子风险管理服务。协助实体企业管理价格、利率和汇率风险,同时为市场提供做市服务,加强与场外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合作。四是目标国际化,合理规划国际化路径和布局。期货公司要积极进行国际化的布局。一方面,结合自身资源和优势,在沿线国家设立境外分支机构,申请境外交易所结算会员资格或成为境外二级代理机构。另一方面,逐步将境外客户引入到国内期货交易所和场外市场进行交易,丰富国内投资者结构。五是苦练“内功”,加快提升期货公司自身专业服务能力。期货公司应通过多种途径充实自身资本实力,为业务开展提供资本基础;加强培养和积极引进具有广泛国际视野、通晓期货市场国际惯例、熟练掌握国际业务、国际营销能力强的创新人才,在经营管理、量化交易、研发咨询和信息技术等方面打造高素质的核心团队;用专业和资本构筑期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形成综合化经营模式。六是拓展金融行业合作空间,提供综合服务框架。期货公司应明确自身的作用和地位,充分发挥风险管理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的优势,加强与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金融机构的协作,拓宽合作空间,为实体企业提供综合性的一揽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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